中新浙江网5月12日电 按国家相关规定，凡参与缴纳养老保险金时间达15年的公民，意外死亡后都能得到一笔1万元的丧葬费用与4000元的抚恤金。然而，近日，市民尹先生却为妻子的身后事伤透了脑筋。只因妻子的残疾证在诸暨市某企业“挂靠”了一年，妻子的丧葬抚恤费跟谁要成了个问题。

　　清贫残疾人之家，

　　亲戚上门拿“证”

　　尹先生是一名木工，妻子黄女士身患精神残疾，原为某单位工作人员。七年前，黄女士从单位下岗后，由于身体原因，一直赋闲在家，每天吃药养病。一家三口的日常开支、女主人的医药费和儿子的书学费，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愈加困难。

　　2006年下半年，黄女士经鉴定为精神残疾二级残疾，领到了残疾证。领到证没多久，家里就来了位客人，来者是尹先生的弟媳林小姐。按照当时的看法，林小姐是来做“好事”的。

　　原来，2003年颁布的第155号浙江省人民政府令与第19号诸暨市人民政府令中，《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实施办法》中有一条，“安排残疾人就业不足在职在岗职工总数1.5%的单位，须按年度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照我市目前执行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缴费标准，企业每少安排一人，需上缴8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林小姐所在企业因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不达标，每年都需要缴纳残疾人保障金。看到尹先生整天为生计奔波，林小姐询问是否能将黄女士的残疾证拿出来，“挂靠”进她所在的企业，这样一来，企业可替她交付养老保险，也能减免一部分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而且一年下来尹先生家里也能省下几千元钱。

　　“我当时想，我老婆常年自费缴养老保险金，现在由企业出面缴纳，以我们的情况来说确实有帮助。”尹先生说，夫妻商量同意后，弟媳就把残疾证拿走了。

　　“口头协议”一年后，

　　残疾人猝死

　　2007年年初，黄女士正式将残疾证送进了我市城西工业区某企业。当时，双方的“口头协议”是，黄女士无需到企业参加工作，企业亦不支付黄女士工资，由企业出资为黄女士缴纳一年的养老保险费用近3000元，再额外支付黄女士1000元人民币的“好处费”。除此之外，其它可能牵涉到的杂事，企业一概不负责。

　　一年时间转眼过去。2007年12月的一天，黄女士因心肌梗塞突然死亡。黄女士死亡时39岁，已经缴纳了17年的养老保险金，尹先生来到市社保局，要求领取那1.4万元的丧葬费和抚恤金。然而，工作人员的话却让他大吃一惊。“他们告诉我，一般自由职业者交付养老保险金满15年，方可向国家领取这笔费用。但若养老保险金由企业交付，那么这笔钱就应由企业出。”尹先生说，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找到弟媳，并委托弟媳出面，与企业方洽谈。然而，企业拒绝了尹先生关于支付丧葬费用的请求。

　　争论持续数月，

　　双方各执一词

　　此后，尹先生三番五次托人向企业交涉此事。尹先生认为，倘若这本证没有借出，这笔钱便可以顺利成章拿到手，“毕竟残疾证是借给企业使用，现在人死了，企业怎么能一点表示也没有？”尹先生的要求是，一年来企业已为妻子支付了近4000元的各项费用，那么企业只需再向他支付1万元钱的丧葬费用，这事就罢了。倘若企业坚持不愿支付这笔费用，那他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然而，企业方对此也另有看法。企业老总向记者表示，在这桩事情上自己实在是冤枉。黄女士的残疾证是当时做出纳工作的林小姐拿来的，“挂靠”时未征得同意，待知晓时手续已全部办好。黄女士死后不久，林小姐就辞职了，后来林小姐多次来洽谈丧葬费用一事，企业都给否决了。

　　“如果是在企业里工作几年的职工，我们会适当考虑补助。然而，这名残疾人没有为企业发展出一分力，还享受了企业为她交付一年的养老保险，加上当初谈好的条件也十分清楚，现在有什么理由要求我们支付她的丧葬费用呢？”该企业老总称，出了这事后，她已下令禁止外借残疾证。同时表示，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黄女士的事。

　　对这件事情，市财税部门工作人员的结论就一句：“这都是没有按照正常法规程序办事造成的后果。”而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洁称，自己是头一回听到这样的事，目前最佳的办法还是双方协商解决。(文中人名均为化名)(作者：杜萌颖、赵国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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