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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第1节:1870未死将生的时刻(2)

2009-01-05 来源: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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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制造总局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是晚清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它从生产枪炮弹药开始,日渐发展成为修造船舰、炼钢炼铁、机械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新式企业。它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炼钢炉,生产了大批车床、刨床、钻床、锯床和起重机、抽水机、汽炉机等,成为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有“机器母厂”之称。它后来更名为江南造船厂,一直是最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到2010年,位于黄浦江畔的工厂原址将成为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展区,百年复兴梦想,居然在此巧合际会。

  就在江南制造总局开办的同时,另一个地方大员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建了福建船政局,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它造出了第一艘铁甲军舰,组建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福建南洋水师。左、沈两人还创办了培养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新式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它以中文、法文双语开课,所用教材均是来自欧洲的原版教科书。优秀的学生被选拔到英国和法国的大学深造,他们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海军的骨干力量。

  这些早期工厂尽管对增强国力作用十分有限,但却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洋务运动是一次留着“辫子”的改革。后世史学家常常谓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在某种意义上,日后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美国在1865年结束了南北内战,林肯总统虽然解放了黑奴,但种族隔离仍然持续,尤其在南部,黑人不能入读白人学校,不能在招待白人的餐厅进食,不能与白人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或必须让座给白人。在1860年前后,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全美超过8 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个,钢铁产量还不足100万吨,欧洲的报纸直接将之比喻为“跟在英、法后面的小兄弟”。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首富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与人合伙创办了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朝廷递交《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1871年,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而当时在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处巅峰,其支店达20多处,遍布大江南北,资金2 000余万两,田地万亩。胡雪岩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从事药品商贸,俨然一个混业经营的大企业。

  也是在这一时期,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刚刚诞生。1870年,以“埃姆斯电报”事件为导火索,普法战争爆发。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指挥下,普军大获全胜。普鲁士军队开进巴黎城,在凡尔赛宫宣布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皇帝。

  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感慨将更深一层。就当曾国藩在保定府日夜望死的前一年,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国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1868年1月3日,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武士率2 000人从鹿儿岛北上,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迎回天皇,从此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

  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很可以参照的对象。在过去的150年间,这两个东方国家在三个重大的时间点上出现过惊人的类比点。第一个时间点是1870年前后,当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而日本则进入明治维新,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工业化的变革—更有意思的是,明治维新的结束时间竟与清帝国的灭亡时间颇为接近;第二个时间点是1945年前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全岛变成一片废墟,而中国也处在“国共和谈”的转折点上,饱经战乱的中国从战争中暂时摆脱,随后前者迅速进入新的经济建设,后者则陷入惨烈的内战;第三个时间点就是我正在写作此书的当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处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其政治经济体制和所面临的挑战则全然不同。中日国运交错,恩怨如麻,实在耐人寻味。

  话说1871年12月,一个日本使节团登上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亚美利加”号,离开横滨赴欧美考察。在二战后把日本经济带入正常轨道的日本政治家吉田茂曾在《激荡的百年史》中追述说,在出发之前,日本的改革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技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然而,正是这次考察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

  这些日本人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奥、德、俄、丹、意、瑞士、瑞典等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考察了政府组织机构、议会的功能及运作、法院的权力、三权分立的机制等等,对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社以及福利设施等,也都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回国后,他们坚定地达成了“脱亚入欧”的共识,先后提出制定《宪法建议书》、《殖产兴业建议书》、《振兴国外贸易建议书》等三大建议书,为维新事业绘制了蓝图。使节团成员、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描述自己的震惊是“始惊、次醉、终狂”,他认定:“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

责任编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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