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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第2节:1915作为抵抗的商业(4)

2009-02-04 来源: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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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2日,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钞票兑现,老百姓一片怨声。而中国银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尽管如此,中行门前还是人山人海,前来兑现的队伍排了几条马路之遥,有数千人之多。张公权在日记中记下了那可怕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汉口路三号),距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第一天兑现者有2 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到19日,再无挤兑者。

  经此一役,宋汉章、张公权声名大振,中外报纸纷纷报道,把两人称许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是两个“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一家银行的分行经理居然敢公开抵制政府法令,而后者居然无可奈何,中央政权的羸弱可以想见。

  这场风暴过去之后,中行上海分行的声誉骤然提高。有钱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钱存入中行,中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抗令”一役大胜后,张公权乘势而进,开始大胆谋求中国银行的民营化。1917年,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皖系北洋军阀段祺瑞组织新内阁,梁启超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在他的全力支持下,张公权着手修改中国银行的“则例”。当时的中行资本额为6 000万元,官商股份各占一半,然而,人事任命全由政府决定,商股股东毫无发言权。1917年11月,张公权提出修订公司“则例”,主要修正两条:一是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总裁、副总裁必须从选举产生的董事中选拔,这就把银行的领导权从政府手中巧妙转移了出来;二是扩大招募商股,实现股本的民营化。

  张公权被推选为中行唯一的副总裁,他拒绝到“权力旋涡”的北京上任,常年驻守上海,使中国银行的业务运作日渐南移,实际成了独立的局面。在其后的几年里,北洋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先后通过抽资、变卖和抵押的方式缩小股份。商股则三次扩募,到1922年,民营资本已占股本总额的99.75%,昔日的中央银行竟然就此实现了完全的民营化。在张公权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信誉最好、资本额最高的银行,其资本额一度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5强。他日后很自豪地说:“一般舆论认为,中国银行、海关、邮政局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组织最健全之三大机关,实亦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司……在上海金融市场,足以与外国银行相抗衡。”①

  如果说荣家兄弟和张公权的成功令人欣喜的话,那么,范旭东(1883-1945)式的崛起则显得更加珍贵。

  1914年冬天,31岁的青年人范旭东独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这里的海滩边盐坨遍地,如冰雪一般,无边无际。他目睹此景,显得有点激动。日后他对伙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这是一个外表温和而内心倔犟的湖南人,他的兄长范源濂曾任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世家渊源原本让他可走辽阔的仕途或成为一个轻松的官商,他却甘心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投身于艰辛的民族工业。早年,他被家人送到日本读书,一个日本校长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他随即回国,立志于复兴中国的盐业。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制作效率低,纯度低,并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该领域。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

  1915年,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它品质洁净、均匀、卫生,品种主要有粒盐、粉盐和砖盐等,传统制盐方法生产出来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范旭东亲自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久大精盐很快遭到国内外盐商的围剿,日商在报纸上散布“海王星”有毒的谣言,英国驻华公使甚至企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运盐船出港。国内的盐商更是群起攻伐。数百年间,全国的食盐产销历来由官商合伙垄断,江淮大盐商们左右着盐的价格,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错综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政府都不敢轻言改革。范旭东一出,显然将改变现状。久大精盐在很长时间内无法销到长江以南,范旭东甚至还被军阀绑架,靠他的总长哥哥四处斡旋才被放了回来。1917年,久大精盐销出1万担,1923年增加到4万多担,1936年达到顶峰,约50万担。

  在精盐上取得突破后,范旭东马上又转战制碱业。

  当时国人最常见的装束是粗布长袍,色彩单调,并且不耐磨。印染的布料是一种奢侈品,因为印染需要用碱,而碱十分昂贵。在制碱业,以氯化钠与石灰石为原料的“苏尔维法”是最先进的技术,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专利垄断,对外绝不公开。当时在中国垄断纯碱市场的是英国卜内门公司(Brunner Mond)。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洋运输困难。英商乘机将纯碱价钱抬高七八倍,甚至捂住不卖,使许多民族布业工厂陷于停顿。范旭东曾到卜内门的英国本部参观,英国人嘲弄地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还是看看锅炉房吧。

责任编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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