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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第2节:1915作为抵抗的商业(5)

2009-02-04 来源: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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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旭东决意雪耻制碱,一群跟他意气相投的青年科学家聚拢在了他的周围,其中有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硕士陈调甫、上海大效机器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化学专业毕业生李烛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侯德榜。这是企业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团队,李烛尘日后出任共和国的食品工业部部长,侯德榜因独创的“侯氏制碱法”而闻名世界。

  1918年,永利制碱公司在塘沽成立。陈调甫和王小徐在范旭东的家中建起了一座3米高的石灰窑,制成一套制碱设备,进行了3个多月的实验之后,打通了工艺流程,制出9公斤合格的纯碱。

  永利经历的磨难更甚于久大,其前后竟长达8年之久。在工厂的筹备中,垄断制碱技术的几大国际公司严格保密,几乎无法采购到成套的机器设备,一切都需重新设计、钻研自制。

  英国人知道这个范旭东不可轻视,便想方设法欲将永利扼杀在摇篮之中。卜内门公司游说北洋政府财政部,试图通过《工业用盐征税条例》,规定“工业用盐每担纳税2角”,这将使每吨碱的成本凭空提高8元,让实验中的永利难以承担。时任财政部盐务稽核所的会办是英国人丁恩爵士,他当然竭力促成此事。范旭东愤而上告北洋政府行政院,起诉财政部盐务署违反政府颁布的准予工业用盐免税30年的法令,几经周旋,才得胜诉。

  1924年8月,永利投入200万元,终于产出了第一批成批量的碱制品。可是,令人失望的是,这批碱制品仍是红黑相间的劣质碱。消息传出,英资公司发出一阵嘲笑之声。此时,4台船式煅烧炉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一度被迫停产,苦候数年的股东们已是失去了耐心,唯有范旭东仍然咬牙坚持。卜内门公司乘机要求与范旭东会谈,希望入股永利,范旭东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享有中国国籍者”为理由,予以回绝。一年多后的1926年6月29日,永利终于生产出纯净洁白的合格碱,全厂欢腾。范旭东眼噙热泪,对身旁的陈调甫说:“这些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老陈,你也可以多活几年了。”范旭东给产品取名永利纯碱,以区别于“洋碱”。8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永利纯碱荣膺大会金质奖章,专家的评语是:“这是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范旭东的坚持,可谓壮烈。

  在“黄金十六年”里,民族企业的崛起是一场与外资企业全面竞争的大商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洋面、洋布、洋火、洋盐、洋油(煤油)占领了几乎所有的民生市场,民族企业的“进口替代运动”便是在所有的领域内与国外公司展开一场面对面的竞争,进行一一的收复。于是,郑观应在40年前就预言过的“兵战之外的商战”无比激烈地展开了。

  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里,我们都看到了中外企业对峙的景象:棉纺市场上,荣家兄弟、张謇等人的对手是日本的多家棉纺株式会社;纺织机械市场上,华资大隆机器厂的对手是两个美国制造商—萨科–洛厄尔机器厂和维定机器厂;火柴市场,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与瑞典火柴公司和日本铃木会社杀得难解难分;出版市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与英资兆祥洋行势同水火;制碱与肥料市场,是天津永利制碱公司与英资卜内门和帝国化学工业之间的竞争;肥皂市场,是五洲皂药厂与英资联合利华的竞赛;水泥市场,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厂与日本水泥及英资青洲英妮公司打了一场长达10年的对手仗;钢铁市场,汉阳铁厂与日本南满株式会社难分高下。

  对于这些中外商战,后世史家的评论各有不同。郑友揆、谢诺等人认为,这是一场“不平等的竞争”,外国公司在“获得资金、尖端技术、管理效率以及政商特权”等方面拥有强大的优势。而侯纪明、邓伯格等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外竞争是平等的,华资企业在“了解本地市场、民族主义、劳动力成本低廉和企业易于转向”等方面更有优势。这些观点各有成立的地方,不过上述学者们都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支撑荣家兄弟、范旭东等企业家们的精神力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热情,而这种热情甚至成了一个商业竞争的武器。

  按社会学家汉斯·孔恩(Hans Kuhn)的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也是文化创造与经济繁荣的源泉。人的至高无上的忠诚就应该献给国家,因为人的生命只有在国家的存在与国家的兴盛中才有意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它像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稍有拨动,就能引发喧天的风潮,其后果甚至让拨动者自己都无法预料或控制。100多年以来,外国人带给中国人的耻辱是如此的平常,这些记录包括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从巨额赔款到割让国土,从火烧皇家园林到两个外来军队在中国土地上交战,这些足够写成一本厚厚的教科书。

  最让近代国人有耻辱感的典型事例是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当时商业最繁华的上海,很多高档的消费场所甚至公园都不让华人进入。1907年,上海士绅李维清在其编写的小学课本《上海乡土志》中记录:“黄浦公园尚许洋人之养犬入内,独禁华人,此乃奇耻!”据上海文史研究馆的高龄馆员姜豪口述,他在1921年从宝山乡间到市区来读书,在外滩的黄浦公园还亲眼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它是长方形的,挂在公园门口的南侧。这牌子如同一块烙在每个中国人脸上的火印,虽死犹记,没齿难忘。

责任编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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