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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第2节:1915作为抵抗的商业(7)

2009-02-09 来源: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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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条》在1月份就被曝光,立即遭到国内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

  3月16日,上海商会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18日,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到22日,上海抵制日货声浪日益高涨,福州路、南京路等处日人所设商店一律闭门,暂停营业。捕房以“恐人众滋事”为由,加派探捕分头梭巡,“以资弹压”。与此同时,城厢内外街巷各处墙上以及电杆木桩上均贴有抵制日货传单。4月,一个叫“知耻会”的组织在上海设立基金,宣布将征募5 000万元,用于建立兵工厂,并向国内工业供应资金以“确保民族得以生存”。基金会在短短三周内,就筹集到25万元,到5月,全国出现了70个知耻会的分部,很多政府官员、警察和公司职员自愿捐出一个月的薪水,很快捐款数额超过了1000万元。

  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10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农商总长张謇愤然辞职。抵制运动更是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抗议集会此起彼伏。商人拒卖日货,人人要用国货。不少学校规定,文具一律用国货。一些大城市的报纸,天天刊登《国货调查录》,鼓动人民选用国货。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出现了以反日爱国为题材的戏剧和歌曲。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进行鼓动。爱国的女学生穿着表示悲痛色彩的白色衣服,她们还号召不要在前额上方高束头发,因为那是日本式发型。

  在抵制运动中,中华国货维持会等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在5月9日之后迅速发表宣言,并印发10万份广为散发。宣言中写道:“如果中国希望像一个人那样生活,我们就绝不能忘记5月9日的羞辱……这些纪念应该被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代代相传,直到永远。自5月9日之后,我们4万万中国人必须全心全意地奋斗,帮助我们的国家。”在维持会的指挥下,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全年共进行了383次这样的检查。维持会在前一年只有100多个企业家会员,到年底就增加到了688个。美国参议员沙斯伯雷(Saulsbury)当时正在中国访问,他在回忆录中表示,十分惊讶地看到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有着非常完善的组织。

  《洛杉矶时报》则注意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住机会进行发展。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一家名叫生生烟厂的烟草公司还推出了“5·9”牌香烟,在包装盒上赫然写着:“真正国货。请大家激发热忱,用国货挽回权利。请国民每年挽回4 500余万之权利。”也是在这一年,国内出版了两种新刊物《国货调查录》和《国货月报》,刊登各类国产物品的清单,宣导“不用国产货,就是不爱国”的理念。

  抵制日货运动对袁世凯政权和日本政府显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日本外贸也遭到重挫,当年上半年,对华出口同比下降1 790万美元,锐减幅度相当于1914年出口总额的6%。美国学者的研究认为,《二十一条》对日本经济来说是个亏本买卖,其从中国抵制日货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或许并不亚于从《二十一条》所得到的好处。更为严重的是,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抵制日货的动员日。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

  1915年的反日货只是一个序幕,一场更猛烈的抵制风暴正在酝酿中。

责任编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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