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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第2节:1919广场背后的人(5)

2009-02-16 来源: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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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五四运动”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生态,那么,它对商业生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就如同胡适等年轻的留洋博士一跃而成为文化领袖一样,一些有现代商业背景的年轻企业家也迅速登上了舞台。这个景象很快在1920年上海总商会的换选风波中呈现出来。

  风波仍与“五四”有关。1919年5月9日,就当学生游行被镇压的时刻,上海总商会内一些与段祺瑞政府关系密切的老派商人发出一份电报,主张先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然后再与日本交涉归还青岛。此电引起公愤。随着抗议风潮渐成主流,总商会内部传出“改良总商会”的呼声,认定现在的总商会“一味与官僚派接洽,暮气太深,官派太重,麻木不仁”,所以必须重选明哲之才。

  1920年8月,总商会进行换届选举,原有的33名会董中竟有31人落选,新当选的会董中有1/4的人还不到40岁。41岁的聂云台(1880-1953)被选为总商会会长,而他的前任是73岁的老买办朱葆三。

  聂云台是个意气风发的新派企业家,他13岁就中了秀才,后来竟自绝科举,跟外国人学英语、电气、化学工程等新学科,再后来赴美国留学深造,回国后当上了一家纺织工厂的经理。他的身份中最为显赫的是,有一个国人皆知的外祖父—曾国藩,其家传血脉自有别一份的抱负。在1917年,聂云台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临时干事,这是中国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他还写了一本薄得只有10页纸的小册子,书名叫《大粪主义》。书中说,在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按聂云台的说法,当世之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体面,三为骄懒,四为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主义”,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浇大粪的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联系公厕和大粪。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卫,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其理论虽是荒诞,却有着最朴素的民本思想。

  聂云台上任后,迅速展开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业家力量,组成了财政、陈列、交通、公证等八个专门委员会,充实和健全了商会的职能。从1921年起,总商会连续三年举办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聂云台还兴办工商业图书馆和商业补习学校,出版《上海总商会月报》,培养商战人才和发布商人声音。

责任编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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