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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第2节:1919广场背后的人(7)

2009-02-19 来源: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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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学者常常将1917年的苏联“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探究,却很少有人观察到几乎同时发生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事实上,1919年的中国思想界受到了来自南北两大社会思潮的夹击式影响,至少在经济领域,保守的企业家阶层的选择与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很可参照。

  回望1919年中国之运动,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在此后的四五年里,文化界群星璀璨,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政治力量和主张自由萌生,其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21年7月23-31日,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在上海(后转到嘉兴南湖)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它不久将崛起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而在企业界,雄心勃勃的新兴企业家们开始试验他们的政治理想。

  自袁世凯之后,北洋政府因军阀割据和财政拮据,一直显得很弱势,这客观上让企业家有了博弈的空间。1920年秋,中央政府决定发行政府债券。12月,张公权领导的银行公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以旧债券清偿不力为理由,拒绝认购所有债券。在北京掌权的段祺瑞十分恼火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派代表与银行家们谈判,最后同意建立统一的国债基金会,将关税余额作为偿债基金,再由英国人掌控的海关总税务司作为第三方管理。这种跟中央政府叫板的事情在当时并非个案。早在两年前,上海总商会还拒绝派人北上参加农商部组织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理由是“鉴于困扰国家的动乱局面,经济和商业陷入混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参加此类会议”。

  在对中央政权失望的情形下,企业家们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潮,尝试重建中国的社会秩序。其努力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建设模范城市或试验公社,一是创立城市自治机制。

  中国人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对企业家来说,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这方面,张謇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典范。从1903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公共事业上。将近20年下来,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子又宣布开始了。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通过现代化的公路和运河,运输线四通八达。……登上狼山山顶,一幅动人的壮丽图画展开在我们眼前。在南面奔腾着雄伟的长江,它的水上运输繁忙。在西面静卧着南通城,屋顶、烟囱、城门楼依稀可见。到处都显示着满足、快乐和繁华。我们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种,并由田间小路分割成几何形状。……在居住区内有大量精心种植的树木,这也是这里的一个特征,在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类似的情况。”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也是在这一年到访南通,他称之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他在报道中写道:“张謇以及他的兄长张、他的儿子简直可以用‘君临天下’一词来形容,除了童话故事中对待臣民就像对待子女一样的慈善君王外,可能无人可与之匹敌,而在南通州这却是事实。”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文学家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同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正好是他70岁大寿。让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这一辉煌的时刻,张謇的企业突然冒出了危机的苗头,他将很快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

责任编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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