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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第2节:1919广场背后的人(9)

2009-02-23 来源: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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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口议案提出后不久,上海的企业家更有过十分大胆的、闹剧式的行动。

  年初,北京政坛出现动荡,直系军阀曹锟打败皖系的段祺瑞,控制了中央政权。在总统选举中,曹锟用钱收买国会议员投票,每人5 000元,受贿的议员共有480人,曹锟因此“选”上了大总统。6月,他把现任总统黎元洪赶出北京城。一时间,贿选丑闻臭遍全国,各地抗议声四起。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一方面通电谴责北京,另一方面宣布上海独立。他们组成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民治委员会,宣布将以执政者的角色来管理城市。他们发布公开宣言,拟订行政章程,与曹锟政权电报交涉,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民治委员会显然缺乏合法性和实际的行政能力,只忙乎了两个月,它就无疾而终了。企业家们的尝试遭到了舆论的嘲笑,《东方杂志》的一篇评论便讽刺说:“最可笑的是,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自认为民治委员会基本会员,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更若除上海总商会之商人外无人民者,即此一端,其无知妄作已可悲矣。我们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热情,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其言刻薄,却也点出了商人主政的三个缺陷:一是爱搞“小圈子”,二是缺乏民众基础,三是没有明确的执政主张。令人好奇的是,唯一对总商会行动持鼓励态度的是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他在《响导周报》上发文《北京政变与商人》,认为:“上海商人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①

  企业家阶层的自治努力在这之后数年内还将持续下去,每一次都因为缺乏民众基础和宪政理论支持,而显得幼稚和缺乏持续性。在一个现代国家,自治政府及议会制度的真正确立,需要一个自由或稳定的社会环境,在那样的社会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以公平协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乱远未停止,暴力随时可能打断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尔把这一时期的失败,称为“一个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义的失败”。她评论说:“资产阶级的作为,通常显得模棱两可,缺乏条理和毫无效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所处的政治地位的性质不那么明确的缘故。”

  1920年7月,虞洽卿四方运筹,获准建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粮油等均可在此交易。当时的上海,竟有140个各种各样的交易所,是全世界交易所最多,也是最不规范、投机色彩最为浓烈的城市。虞洽卿的这个交易所是中国第一家正规、综合性的证券物品交易市场。据记载,该所的首倡者是孙中山,他于1916年在北京约见虞洽卿,提出在上海筹建交易所。他对虞洽卿说:“交易所既成,亦可为革命聚积资金,诚乃大事矣。”靠办交易所为革命筹钱,孙氏逻辑很能代表当时革命家的经济思想。虞洽卿依计而行,数年乃成。虞洽卿出任理事长,借此成为上海风云一时的期货大亨。①

  也是在这段时间前后,陈其美(他已于1916年5月遇刺身亡)的结拜兄弟蒋介石落魄沪上,也来投奔虞洽卿。虞洽卿慨然收留,安排蒋介石在交易所当上了一名经纪人,另一位浙江老乡、革命党人张静江则出资4 000元,让蒋介石在交易所中占了股份。不料蒋某人“革命有方”,却经营无术,先是在买空卖空中赚了不少钱,紧接着又全数赔光还欠下一屁股债。百般无奈下,蒋介石躲到虞洽卿家中避债多日,然后决心南下投奔孙中山。为了躲避债主尾随跟讨,虞洽卿出主意让他投帖拜青帮老大黄金荣为“老头子”。

  黄金荣门徒黄振世日后记录当时的场景:虞洽卿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公馆后,向黄金荣说明情由,要求录收蒋介石为门生,黄金荣因为虞洽卿在当时商界地位高,势力大,亦很想结交,所以对他提出的要求都无条件答应下来。又因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头子的手续,第二天陪同蒋介石到黄金荣处时,只投递了一张写着“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的大红帖子,既没有拜师应有的蜡烛、香,更没有致送压帖的贽敬。还因为黄金荣事先从虞洽卿处知道蒋介石的困难处境和拜师目的,同时也为了讨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计较压帖贽敬,还有心“慷慨”地赠送蒋介石旅费大洋200元,并且鼓励他去广州。分别以后,二人互不通信,日久以后也就时过境迁,淡然若忘了。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仅仅6年后,乾坤倒转,这番江湖交情又蘖生出一段影响中国走向的历史公案。

  不过在讲述这段公案之前,我们要先来到1924年的中国,经济萧条在天灾人祸的夹击下突然降临了。

责任编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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