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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第2节:1932救亡的经济(2)

2009-02-23 来源: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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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第二次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在新闻中,抵制日货成了重要的报道内容。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1万墨西哥元(2 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1/4民众的舆论。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在安大略省温莎市的白人,吃惊地看到400名加拿大华人采取与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由温莎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货物。在太平洋彼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

  正如《时代周刊》所描述的,此次抵制日货运动的激烈和全面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出现了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九一八”之后的第十天,北平就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人们烧毁日本商品,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上街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其后一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当时情景的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记载说,1931年的抵制运动“对中国这样进行抵制活动的老手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个与日本商品有关的商人被扔进木笼,“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好像是一只销售了日货而背叛他祖国的奇异野兽”。人们对那些采取了过激行动的人持宽容态度,甚至将之视为民族英雄。在武汉,有人因把一枚炸弹扔进一家被认为销售了日本衣物的商店而遭逮捕,他仅仅被处以缓刑就释放了。各地的日本侨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1931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厂的激进爱国工人殴打了几个日本僧人,导致一人死亡。两天后,日本侨民放火烧了这家工厂,这成为“一·二八”日军攻击上海的直接导火索。

责任编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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