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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第2节:1932救亡的经济(3)

2009-02-27 来源: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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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次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抵制活动到了“逢日必反”的地步,上海市商会收到来自厦门的商人来信,要求澄清朝鲜人参该不该抵制。商会随即展开调查,发现日本三井贸易公司垄断了朝鲜人参的贸易,因此,认定“朝鲜人参是日本产品”。商会当即给厦门的商人团体以及各港口发送电报,并在市民大会上号召大家不要再买朝鲜人参。在天津,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发誓商店只出售国货商品。当地的《庸报》报道说,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纽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日本纽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纽扣的女大衣,宋则久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在郑州,一个销售日本香烟的中国商人被迫“头顶一张巨大的香烟纸板盒,在一场大型示威中游街示众”。妇女被要求一定要使用国货,否则就形同妓女。在一篇题为《国货与妓女》的文章中,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写道:“我认为穿国货是一件最高贵和荣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让自己全身穿着舶来品,不仅会被认为身体下贱,也是件无比难堪的事情。”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在193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林家铺子》里,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抵制洋货的某种现实:“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忘八!’……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

  跟以往历次运动的情况完全相似,企业家阶层是抵制日货的积极参与者和得益者。

  在坚决的抵制浪潮下,在华日资工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最大的对华实业投资在棉纺织产业,当时有43个日本工厂,其总投资额为1.49亿美元,而重要的华资工厂有81个,总投资额为1.3亿美元,日企占纺纱生产总额的38%、占织布生产总额的56%。“九一八”之后,这些工厂相继陷入停滞。

  作为纺织业重镇的上海,在抵制运动开始的前几个月,一些华资工厂曾经因为原料短缺而陷入严重的困境。1932年2月的《申报》报道,全市113家丝厂只有20家仍在开工,针织企业有1/3被迫关闭。从日本纺织工厂主动离职或被辞退的数万工人成了危险的失业群体。但是不久,情况得到了控制,日本工厂失去的市场份额被华资企业抢走。

责任编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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