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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十五年——中国互联网1995-2009》连载二

2010-01-20 来源:浙江都市网浙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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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海归归来

  1996年的中国充满了激扬文字。这一年5月,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一面市就引发热浪,首版发行5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一售而空,这本书的5位作者张藏藏、宋强、乔边、古清生、汤正宇都是大学毕业没多久,30岁左右的文化青年。该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提出质疑,并猛烈批判中国国内的崇美思想,进而大胆地为中国的崛起而呐喊。这本书迅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邀请作者进行沟通,这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一年的7月,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在版权公司密密麻麻的巨大书架前,胡泳不经意间抽出了一本黑白封面的书。这本书是美国未来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媒体室的主任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写的《数字化生存》,在美国《纽约时报》的图书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是第一。一翻之下,胡泳立即建议海南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后胡泳和妻子范海燕只花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翻译工作,并交给了海南出版社进行出版。这本书在日后也成为年度畅销书。

  学习、追赶甚至超越美国,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最重要、最强烈、最质朴的情感,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但在互联网之前,我们更多的只是一种徒劳式的呐喊和掩耳式的自欺,理由无他,我们实在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我们又不愿意因为直视这种现实而丧失一个国家和民族应有的自信。但互联网不同,从这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太平洋彼岸开始落地、开始商业化、开始展现其迷人魅力的时候,对应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1992年之后的又一个黄金盛年。进一步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由于一开始在互联网时代并没有落后太多,因此能以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迎接这一场由开放和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互联网冲击波。

  与此同时,我们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期盼的海归归来的希冀成为了事实,这批生在中国、学在美国的人,兼容东西方文化,打通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竞合的绿色通路。互联网在美国的每一个细小的创新,在太平洋的西岸,都会有人进行学习、借鉴甚至模仿和跟随。这在之后甚至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成功路径:用最快的速度学习美国最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迅速本土化,赢得用户,获取收入,然后再到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后再进行发展,甚至形成自己特有的创新。这种立足本土,对接美国式的造富运动由此产生了足够多的阳光富豪和知识英雄,并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互联网创新中国的内在推动。

  海归群体和具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业者成为中国互联网早期创业者的生力军,他们所带来的变化和推动还在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一开始就接近硅谷模式,靠出售梦想获取风险投资(VC),争取用户,构建收费模式,进而形成正向赢利,进行资本运作。

  在这一年中,我们重点讲述了从美国回来的海归张朝阳和中关村标志性人物王志东的故事:这一年,王志东参与创办的四通利方和冯波服务的罗伯森•斯蒂文森公司签订了国际融资服务合同,王志东由此在美国留学生冯波的帮助下开启了新浪成长之路。同是这一年,已经回国一个年头的张朝阳开始拿着他的商业计划书穿梭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那些可能给他钱的人。

  这两个人,张朝阳是海归的符号,王志东是具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新派代表,他们两人的故事在之后的5年内不断成为媒体报章关注的焦点,虽然之后路径不一,也没能一直站在中国互联网这个大舞台的最中心地位,但在当时,这两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堪称一时瑜亮。

  因为陈章良,张朝阳回到中国

  走下飞机舷梯,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想不到11月初的北京会如此之冷。搓了搓手,张朝阳拎起两个手提箱向机场外大步走去。外面,是他尚未触摸到的中国互联网事业。这一天是1995年11月1日,而前一天就是张朝阳31岁的生日。

  尽管想来不大可能,但张朝阳坚持认为,他回国创业的第一天,即1995年11月1日,北京是下着雪的。也许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张朝阳的回忆如此寒冷。

  张朝阳是个文学青年,此时的他仍保留着阅读小说的习惯,他最喜爱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类似这样能展示自己纯情一面的小说。张朝阳曾骑着自行车去看后者书中写过的永定河。之后张朝阳的敏感、自省,他的英雄主义情结都能从中找到根源。

  正是这份过分的自省让张朝阳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人。

  1981年,17岁的张朝阳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理想是做一个陈景润式的人物,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1986年,22岁的张朝阳考取了李政道奖学金,可以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读物理,但却突然间发现自己没有了目标。东游西荡地混完了在清华的最后一年后,他来到美国。

  到美国后,张朝阳变得非常反叛,开始恣意地、甚至有些放肆地享受他的青春。他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但他要买车,而且一定得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会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他还梳过Ponytail(马尾)。1993年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毕业,留校做博士后,继续狂放不羁。

  1995年7月,张朝阳以麻省理工学院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的身份出国后第二次回到中国,前一次是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务长,这一次则是陪着校长回国的。张朝阳安排了校长与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见面,也陪着那位校长去了北大,接待人是陈章良,彼时陈章良刚被提拔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那年陈章良34岁,张朝阳31岁。

  陈章良34岁当上北京大学副校长这件事对张朝阳的触动很大。回到美国后,张朝阳就决定三个月后一定要回到中国。回国后亲眼见到国内的景象,再加之访问了许多朋友,张朝阳发现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非常充实。而在美国的华人则是不在主流文化圈子里的一群人,跟社会几乎没有太多关系,只是麻木地生活在另一种意义上的世外桃源里。

  这一次,和之前很多次的选择一样,张朝阳同样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知道的是,他要回中国去。回国做什么,他也并不知道。张朝阳在1995年回国时选择了做互联网,原因无他,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有这样一份能帮助他尽快回到中国的工作而已,当然,这份工作所在的互联网行业对张朝阳也颇有吸引力。

  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加入的实验室的导师虽然是学校的副校长、一名物理学家,但他本科专业是学计算机的,因此他要求他的研究生、博士生对计算机必须要精通,否则他就根本不会让你毕业。对于张朝阳来说,在实验室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运用计算机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所以,因祸得福的是,当别人还在华尔街、咨询公司工作的时候,张朝阳却有这样一种闲情逸致在网上漫游,而这一玩就转眼到了1994年。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张朝阳于是就想搞一个“China Online”(中国在线)公司。Riding the waves of our times,one is the coming of age of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another is the mergence of China as a global power.(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这两句英文被张朝阳写在了他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国在线”的封面上。

  那个时候张朝阳并不知道自己的创业能够做什么,并且在中国也没有任何资源。当时张朝阳拿这个商业计划书和系里懂计算机的人进行探讨,由于没有谈出个结果,只好暂时搁置在一边。但张朝阳一位叫Garry Muller的美国朋友,却跟家人要了些钱,成立了一个网络公司。一年后的1995年,他的公司已发展为拥有20多人的公司,并在完成了第一次融资100万美元之后,把这个公司变成了欧洲在线ISI公司。为了专门研究新兴市场的信息,他需要有人帮他在中国工作,张朝阳成了合适的人选。

  由于张朝阳当时急于回到中国,虽然那份工作的工资不高,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之前,张朝阳决定帮Garry做。就这样,张朝阳回到了国内。

  靠股东贷款挽救了搜狐

  尼葛洛庞蒂的访华让张朝阳一下子获取了注意力,也由此吸纳了诸多人才的加盟。不过,张朝阳面临的具体问题是他所创办的爱特信公司账上现金已经消耗殆尽,需要进行第二轮融资。

  如果说第一次融资的股东多少是基于对张朝阳个人的信任以及私交的话,那么第二次融资则再也没有这样的情感因素帮忙。对于张朝阳来讲,这次融资的过程几经起伏,长达半年的融资经历令他刻骨铭心。在张朝阳的印象中,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十分陌生,几乎没有投资人愿意听他的计划。事实上,那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个愿意接见这个中国创业者的投资人都很困难。

  在罗伯特和尼葛洛庞蒂的引荐下,张朝阳自费前去美国加州见那些亿万富豪。他先在加州的一个小旅馆住下,用绿卡租了辆车,然后用了两天时间不停地打电话与几位可能改变他的公司命运的人约定见面时间。

  1997年9月11日让张朝阳终生难忘,他至今为自己在这一天表现出来的能力而骄傲—在这一天中他马不停蹄地见了4位风险投资人。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张朝阳应该在早上9点先去见英特尔投资公司的人,接着是12点与世纪投资的负责人会谈,下午3点是软银,下午5点则是后来给王志东投资的亿万富翁罗伯森•斯蒂文森。前三位投资人都在硅谷附近,而最后一位则在旧金山。

  为了充分利用分分秒秒,头一天晚上张朝阳利用雅虎地图已经把路线搞清楚,准备第二天飞车前去会见这4位超级富翁。

  谁知道第一个会面就被推后了半个小时,虽然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面,但当会面结束时,已经中午12点了。张朝阳匆匆在麦当劳买了食物然后一边开车一边吃地赶往世纪投资。

  当张朝阳见完前三位投资人的时候,时间已经晚了,再加之那天赶上旧金山的地铁罢工,所有的车都在地面上爬行,严重的堵车迫使张朝阳勉强开下高速公路。到了距离罗伯森•斯蒂文森还有7个街区的时候,他将车弃置在一个停车场后提着笔记本电脑飞奔着跑到了见面地点,他到的时候,罗伯森•斯蒂文森已经等了他将近一个半小时。还好,双方谈得不错,罗伯森•斯蒂文森表示出很强的投资意向(但最后并没有投资搜狐,倒是后来投资了四通利方,成就了新浪)。

  张朝阳那天见的4拨投资人,最后实际投资给钱的只有一家,那就是英特尔投资公司。即便英特尔投资公司,也给的并不利索。英特尔投资公司对张朝阳进行了前后长达6个月的问题“审问”,平均每天6个问题。有一天晚上英特尔投资公司的投资人打长途电话过来说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张朝阳当时在发烧,但是生怕投资人觉得自己身体不好最后不再投资,所以不敢说自己在发烧,只能咬牙回答他的问题。1998年到2000年上半年,英特尔投资公司的投资关注方向是软件市场,目的是为了促进硬件的销售。“而要去了解一个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其中的一两家企业。”在这个阶段,英特尔投资的洪恩、速达、适普等都是软件企业。

  搜狐所代表的门户网站,最初并没有进入英特尔投资的视野。英特尔总部投资部曾流传一份投资建议书,但他们最后没有投,而他们错过的这家公司叫雅虎。1997年中国互联网官方出了一个调查,称阻碍中国人上网的第一大原因是中文网页的缺乏。英特尔因此认为投资像搜狐这样的公司可以促进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而这又能带动电脑和服务器的销售,于是,搜狐成为英特尔的投资对象。

  英特尔的投资对搜狐至关重要。英特尔本身也是中国互联网广告业的大金主。中国的网络广告起源于1997年3月,当时灵智大洋互动媒介部经理吕勇代表IBM在ChinaByte上投放了一个banner广告,几乎在同时,英特尔也为其新出品的奔腾处理器在ChinaByte上试水网络广告,这一单同样来自吕勇。

  第一个Flash广告也来自英特尔,同样是吕勇的杰作,当时设计的是一个礼花的动态广告,点击下就会爆炸,以此比喻奔腾处理器强大的多媒体处理能力,但当时有不少人是晚上上网,于是那些天,在一些上网用户聚集多的小区里,经常响声一片,因此投放了两天后被投诉而拿了下来,但对客户来说,效果还是起到了。吕勇后来去了“好耶”当首席运营官,这位说话慢条斯理,喜欢食辣的中国网络广告第一人目前依旧是中国网络广告圈内的重量级人物之一。

  今天看来,张朝阳选择从海外融资的行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举动,他至今认为这给中国互联网行业起了启蒙的作用,他自己甚至用了“前所未有”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这个事情的重大意义。在融资的那段日子里,张朝阳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那间办公室兼卧室的桌子上、地上,或坐、或躺、或趴着写他的商业计划书。

  张朝阳认为,他那份完备的商业计划书在当时具有空前的前瞻性,例如他预言了一个商业网站应该是资讯和导航,也形容了门户的特征是信息的集合者而不是制造者,甚至还描述出了广告收入的曲线,以及对页面点击率与广告之间成长关系的算法、收入模式等。不过,这更多是他的自说自话,谁也不曾看到这份商业计划书。

  在张朝阳写这份商业计划书的时候,他还没有一笔网络广告收入,到了1997年11月,第一笔融资来的钱几乎快花光了。那时,他甚至到了把最早进入公司的两名员工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问他们当月的工资迟一个月发可不可以的地步,因为他那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交房租。

  张朝阳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向董事会求救,最终董事会为张朝阳提供了一笔10万美元的“乔治贷款”,让张朝阳用这笔钱先“度日”,把公司继续经营下去。而这笔贷款张朝阳日后需要用利息和股权去偿还。

  这笔“乔治贷款”到位后,使爱特信又撑到了1998年3月。当年4月,爱特信公司获得第二笔风险投资,投资者包括英特尔、道琼斯、晨兴、IDG等,共220多万美元,爱特信也由此更名为更响亮的搜狐公司。

  王志东一年之内三进硅谷

  搜狐肯定不是中国第一家被风险投资青睐的高科技公司,在张朝阳拿到钱之前,边晓春和“前导”就曾经拿到过IDG的投资。搜狐也不是第一家被风险投资青睐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亚信早在1993年就拿到了刘耀伦给的50万美元,虽然亚信的总部是在美国注册的。

  单从在中国注册的互联网公司里论,张朝阳也不是第一家主动与风险投资牵手的互联网公司,王志东的四通利方1996年1月正式聘请冯波所在的公司为其融资,而张朝阳的融资之路是从1996年7月开始的。如果要给张朝阳的风险投资之路找个第一的话,那就是张朝阳的公司是中国土地上注册在中国、第一个完全靠风险投资催生起来、同时广为中国人所知的互联网公司。

  是王志东还是张朝阳?这样的问题在1996年之后成为报纸、电视最热衷讨论的话题,这样的两个人,其实截然不同,但互联网的大浪把他们淘成了公众人物和产业偶像。

  张朝阳和王志东,就其经历来说,足够可以成为公众人物。1981年,陕西青年张朝阳考进清华大学;1984年,来自广东虎门的王志东考入北京大学。不论是北大清华,还是清华北大,谁在前面,都不会影响这两所比邻而居的高等学府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最高学府的崇高地位。

  清华毕业的张朝阳,很快出了国,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读物理,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的地位和清华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也是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知之不多的美国名校之一。

  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学生王志东,没毕业就已经在中关村里小有名气,他穿梭在北大清华旁的各个电脑城里,给这些练摊的大小业主们写工具软件,顺便做着加密解密的活儿。王志东有多受欢迎?那就是不断地有人找他开公司,请他以技术入股。到1994年四通利方成立之前,王志东已经参与创办过两家软件公司,此外还有在北京大学创办的校办企业方正集团里工作的经历,他被许多媒体称呼为软件天才、新一代程序员的领袖人物。

  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说,四通利方的创办在中关村历史上都是有其卓绝地位的。这是因为,这家公司一开始就有着相对清晰的产权结构,按照双方的约定,四通集团投入500万港元,占据70%的股份,王志东和他的创业团队占据30%的股份。王志东领导的技术团队很快写出了RichWin这样的中文平台,风靡一时。

  不过,到了1995年,王志东的烦恼也来了。他发现,微软等海外强敌进入中国的速度和力度都比他想象得快和大,而四通集团给予他支持的强度却不如他一开始设想得那么大,两相消弭,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参与创办的四通利方的未来将不那么明晰,而这个时候,四通集团投入的500万港元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王志东必须去找钱。

  按照很多媒体的报道,这个时候王志东想到去硅谷取经,于是,也就有了王志东在1995年三进硅谷的故事。其实不然,这三次硅谷之行,每一次都是王志东的对手公司安排的,一次是IBM(当时要推lotus软件,中文名“莲花”),一次是惠普,另一次是微软。对手邀请王志东和其他中国软件的同行到美国参观学习访问,更多是希望能参与到即将开放的中国软件大市场中的市场蛋糕分配中来。

  王志东乐得其所,他正想到他从北京大学读书时代起就无比崇拜和向往的硅谷去看一看,学习怎么样引进硅谷式的创新机制,以便让自己的四通利方能成长成一个像微软一样的大公司。

  1995年7月,王志东来到硅谷,正好赶在全球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网景上市前夕,那时到处都在讲述网景的故事。王志东听完网景的故事后立马醒了过来,这就是他想要的四通利方的成长轨迹。当王志东打听到是摩根斯坦利给网景做的融资时,他四处向朋友打听,看怎么能让摩根斯坦利来给他投资。最后找到的朋友是王志东在四通利方的创业伙伴严援朝的多年老相识,他一听就乐了,对王志东说:“你要找摩根,还嫌早了一点。不如先给你找个小点儿的吧。”

  话是这么说,但摩根斯坦利一位高级别的合伙人还是抽出一个小时专门和王志东进行了会谈,谈完王志东才反应过来,人家不是对自己有兴趣,而是对中国市场有兴趣。不过,就是在这次会谈中,王志东知道了什么是风险投资,怎么在中国做市场,怎么到美国上市。也就是在这次会谈中,王志东开始朦朦胧胧地接受四通利方不是一家中国软件公司,而是一家全球软件公司,只是其总部设立在中国而已的概念,这让王志东从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本土创业者开始逐步蜕变成具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业者。

  王志东还知道了,投资是分层次和级别的,产业资本和风险资本的钱有什么不同;通过这次会谈,王志东还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得找个人帮他找钱,他毕竟不是张朝阳,没有在美国生活过,也没有相关的人脉,对资本运作方面的知识也不具备,还有一点,他的英语不如张朝阳那么流畅,沟通起来有障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志东认识了时任罗伯森•斯蒂文森公司的中国投资部主管冯波。

  (作者:林军出版: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定价:59.00元)

责任编辑:江爱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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