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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十五年—中国互联网1995-2009》连载十六

2010-02-07 来源:浙江都市网浙商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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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我想我找到了一生的事业

  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里写道:我们出发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当初出发的目的。2006年10月24日,星期三,那一天,我在重庆学田湾里的住处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如石破天惊。

  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成为一名独立写作者,回归到中国科技产经观察者的角色中去。这一天,是我30周岁的生日,三十而立,我需要做一些什么,为自己做一些什么,让我更好地找回自我。

  做完这个决定后,我惊讶地发现,我在重庆的这家计算机媒体集团竟然工作了将近10年的时间。1997年夏,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的我,凭借着大学时代办学生刊物的经历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成为一名《电脑报》的编辑。那时的我,意气风发,虽然是编辑,但主动承担起记者的采访工作,不为其他,只是想更近距离地观察这个行业所发生的新闻,和由这些新闻沉淀下来的历史。我由此采访了丁磊、张朝阳、张树新等互联网最早的一批创业者,成为中国最早报道互联网产业的那三五个记者中的一个。

  1999年,在中国互联网第一波起浪的开始,我被调任至《电脑报》旗下的互联网公司天极网做内容主编,之后担任这家公司的总编辑和副总裁,成为中国互联网最早的一批从业者。再之后的故事是,我转到了《知识经济》,它同是电脑报社全资投资的一本科技财经类杂志,在2003年之后,我成为这本杂志的常务副总编辑,我希望它能成为科技产经第一刊,并为之付出过超出常人想象的努力。

  此时,一个具体的问题出现了,从2002年秋天起,我的妻子在美国开始攻读她在机器人方面的博士学位,由此在2003~2006年的4年时间内,我穿梭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奔波忙碌,同时随着对杂志的投资停止,我不得不主导做起了诸多短线的项目,这些短线项目越做越多,甚至偏离了主业。逐渐的,我发现,这本杂志已经与我最开始的设想—科技产经第一刊—有了距离,甚至可以说遥远了,而对于这本杂志的掌控,已经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中了。这让我心有不甘,力有不逮,很受煎熬。

  既然出发得有些远了,以致忘了最开始的梦想,那就不如回归梦想吧。你所读完的这本书,是这个梦想回归的第一步。我希望从这本书开始,自己能重新回归一个还算专业、敬业的科技产经观察家的角色,这好像很难。但所幸的是,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在此要说很多声谢谢。

  谢谢陈宗周先生,《电脑报》的创始人,也是我进入《电脑报》后的大老板和我的授业恩师。陈宗周先生有着对历史的偏好,他的《PC的第一个十年》和《PC的第二个十年》都堪称名篇,是研究计算机史和科技史绕不开的参考文献。陈宗周先生帮助我强化了对科技财经历史写作的诸多方法论,特别是他转述的周光召老先生关于原子弹研发时封闭和开放之间的辩证关系,让我茅塞顿开。

  谢谢吴晓波先生,《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书的作者、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出版人,也是本书的策划人。在过去的2008年里,我与他有过4次、每次超过数小时的长谈,两次在深圳,两次在杭州;从是否按编年方式进行叙事到怎么建立起商业历史读物的价值评价体系,甚至到每一章节可以选取哪些人物、哪些事件,吴晓波先生都给出其极其专业的建议。更让我感慨的是吴晓波先生在邮件和电话里对我和这本书的持续鼓励和心得共享,这让我受益良多。吴晓波先生同时也推荐包括丁磊、张树新在内的多名本书涉及的历史人物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胡方恒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的理事长,她是中国互联网业连接世界最早的推手之一,而今她又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积极呵护者。在中科院汤克云教授和范特西体育创始人汤政父子的引见下,我曾当面聆听胡院士关于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诸多见解,受益良多。她关于草根群体和失败现象的关注启发了我的后续作品。

  谢谢方兴东先生,中国最著名、最勤奋的互联网评论家。写这样一本书的创意最早来自于他。方兴东向我开放了他之前积累的所有关于互联网行业的研究性资料,让我节省了诸多时间。方兴东对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阶段划分和标志公司的圈定极其精彩,为本书增色很多,他对陈天桥、张朝阳等多名本书历史人物的评价中肯而客观,另外,他自己也在创作一本以中国互联网历史为题材的图书,这应该是他从一个互联网创业家回归到一个产业评论家的标志性时刻,虽然很多人抱以疑问,在博客网轰然倒塌之后他的奋笔疾书是否能做到公正客观,但我看来,这其实是他回归自我的一次好的契机。

  谢谢秦朔先生,我将牢记这位《南风窗》前总编辑、现《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在2008年年底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对我的那番关于怎么样把中国信息产业历史用出版的方式持续整理完成的寄语和期待。秦朔也是刘韧早期的发现者和推动者之一,我和他的相识一半原因是我认识他的大学同学吴晓波,另一半原因是他认识我在《知识经济》的前同事刘韧。

  谢谢雷军和王峻涛两位业界老大哥,我自大学一毕业就得到了这两位大哥无私的帮助和悉心的教诲,受益终生。在本书的写作和采访过程中,也得到两位老大哥的诸多指点和建议,他们甚至帮助我梳理和建立起我本人和老兵群的商业模式,万分感谢。

  感谢《深圳商报》首席记者徐明天、《IT时代周刊》的曹健、独立财经作家陆新之和郑作时先生,我是他们作品的读者,因此,虽见面不多,但分外熟悉。他们给我提供了诸多关于写作和采访上的点拨,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写作技巧。

  与上述“师长”对我的指点相媲美的是,以下兄弟的无私帮助让我坚信,我所从事的事业是可以称得上是得道多助的。

  肖新光(江海客),我的大学同学,一个比我还坚定相信中国必然崛起,创新之花必将推动中国持续进步的老黑客。在本书写作的每个关键时候,他都能在深圳适时出现,听我长篇连牍地口述相关的章节,然后毫不犹豫地给予批判性的建议。江海客也是中国最具备技术争议感和国家使命感的网络安全工作者之一(他似乎不喜欢在我面前用黑客这个词来描述自己),他帮我梳理的网络安全历史和反病毒历史都精彩绝伦,只是限于本书的结构限制,要用在下一本关于黑客的专题性读物上去了。

  杨雪岐(柳五),我的另一位大学同学,和江海客相同,同样才华横溢,同样尖锐而直率。他和我一起发起了互联网老兵群(www.laobingqun.com),远比我费心费力,他也是本书的监制之一,不断提醒我关于怎么保证进度和提高质量,希望这部作品出来后能得到其中上的评价。杨雪岐也是我克服浮躁和冲动时最好的安静剂,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我的宽容和大气试图去游说他的尖酸(他自己说是深刻),但很多时候,我发现,那是提醒我直面内心的良方。

  张春晖和张震阳(笨狸),这两位张姓大哥本身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人物的一分子,他们都认识马化腾,都和丁磊打过交道,前者是中国互联网上第一个公众BBS“一网情深”的创始人,后者于1994年开始上网,是中国网络文学的祖师级人物,曾应方舟子的邀请担任新语丝的中文编辑,现在是一家手机游戏公司的总裁。他们俩是本书的实时写作顾问和号码百事通,每到我在历史深处迷路的时候找到他们总能让我顺利返回。两位张大哥和我正在筹划一档关于互联网行业的评论性视频节目,初步定为“老兵三人行”,类似“铿锵三人行”。今天的新闻将成为明天的历史,“三人行”希望能用另一种形式记录历史。王远、常承,帮助我梳理了中国移动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资料。王远也是深圳互联网的资深从业者之一,在卓望和腾讯待过;常承是比我高两届的哈工大的师兄,在网易和TOM在线均有丰富的从业经历,他们的口述可以想见有多精彩。只是由于本书中关于移动互联网的比重不多,但我会想办法让这些内容尽快见到天日,我正在策划和推出一本以短信行业为背景的商战小说,以帮助大家对这个行业有更多地了解和认知。

  贾可、李兰云、吴锡桑、王峰、李学凌、Micro,他们不仅帮助我梳理了中国网络游戏的起伏和沉浮,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路的积极前行让我备受鼓舞,我坚信,他们中一定会出现中国下一代网络游戏中的翘楚人物。

  老兵群群友们:特别是那些给老兵群提供过帮助,先后担任过老兵群论坛版主和QQ群管理员的兄弟姐妹们:赵家雄、胡健、镇元子、张洁、董恩鹏、萧秋水、聂风、李彦、祖腾、岑峰、李勇虎、Odee、周郁、杨攀宇、立忠、詹国强、杨震、黄子雄、黄建华、第二阿累、曾垂意、黄创等,正是大家的无私付出让老兵群根深叶茂。当然不能忘了同是老兵群群友也是我哈工大的大学师弟黄舟扬和王浩,特别是黄舟扬师弟,每次和他一起出去吃饭老是争着买单的行为让人念念不忘。最后得感谢黄渊,我认识他也有10年了吧,那时他还在深圳大学读书,是天极的作者,谢谢他把自己的服务器提供给老兵群用。为了这本书的素材搜集,我在过去的三年里过着在中国旅居般的生活。我定期去深圳、广州、上海、杭州、北京这5座互联网中心城市采风,短则两三天,长则十天半个月,每个城市的累积待留时间都在一个月以上。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创业氛围,也成就了不同城市风格的互联网创业者,他们的故事都足够有趣。

  为了这本书,我拜访了很多人,粗略统计超过300人。他们中有历史的亲历者,有行业的观察家,有风险投资人,有连环创业家,有大公司的产品经理,有小公司的创业者,有资深玩家,有电信运营商的中干,有海外回来的海归,有身怀技术的极客,有在传统领域很成功想在互联网淘金的人,也有在网上开店开出千万身家的网商……他们都相当坦诚和富有洞见,给我诸多的视角、信息和好的建议。

  我惊奇地发现,虽然我已经离开这个行业有些年头,但却与这个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每个主流的互联网公司里我总能找到几个当年的老部下、老同事、老朋友,当我想了解互联网某个细分领域某个细分行业的故事时,我也总能第一时间找到能告诉我真相和事实的人。这让我能更加直接地获取一手的认知。

  尽管有诸多的实地采访和一线求证,但不可避免地要参考很多前人所做的工作。感谢蕾贝卡•芬尼、谢大卫、李甬、方向明、胡延平、李学凌、邹剑宇、赵旭、于东辉、王学锋、贾双林、杨福、张亮、金错刀、尚进、程苓峰、申音、董晓常、谢杨林、朱瑛石、马全智、叁胜利(电脑虎)、帅科、张山斯以及那些我不曾相识但却无比认真和执著的互联网行业观察者和写作者。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有资格写这样一部历史,本书的诸多章节都曾经参考过他们的一线采访所得,如有可能,应当面一一谢过。

  我在《电脑报》、天极网和《知识经济》的前同事王俊峰、刘韧、范锋、朱文利、丁伟、信海光、陈谷龙、屈腾龙、熊川、胡、高志刚、侯继勇、贺丽琴(柠檬)、饶宇峰、李大韬、臧中堂、王恒嘉、辛云勇、唐宏梅、冯磊也给我提供了诸多一手的事实和观感,弥足珍贵。他们中的某一两位虽然正在为其与社会的不兼容而陷入人生的低谷,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事实的忠实记录和认知。

  最后要谢谢本书中先后出现的那些人,是他们的故事让我有机会写下这部作品。特别是宫玉国、张静君、王志东等多位前辈,他们的宠辱不惊、笑看风云的淡定人生态度直接感染和鼓舞了我。

  我曾有幸作为记者、行业人士的身份目睹和参与这个行业早期的发展和变迁,这让我掌握了足够多一手和独家的素材和观察。但我深知,这其实是把双刃剑。我从写第一个字起就告诉自己,这是一本写时代、写历史而不是写自己的书,我不会也不应该以行业人物的身份进入这样一部历史,很难想象,一个出于给自己辩白或不让他人指摘的写作者能很好地创造出一本好的历史性读物。

  本书的所有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是经过本人考证,都是有据可查的,绝非我的杜撰。我把绝大部分精力用于对事实的考证和对比分析上,以免发生纰漏。但本书的时间跨度过长,涉及的人和事也过多,有些间接得来的事实无法一一核实,更何况,即便是事实的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有所偏差,所以,如果出现事实方面的错误,希望能给我指正。

  比起资料的搜集整理,事实的选取和形成价值判断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

  罗素说:提起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当代史写作不可避免地陷入这个尴尬的境地。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离我们距离太近的原因。在某些章节的描述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困惑,特别是当下那些诸多引领风云的大人物,他们都足够优秀,但岁月还没有给他们成为历史一部分的契机,我希望在后续版本中能把更多人的故事进行描述。

  生活在20世纪早期纷繁乱世里的德国犹太人思想家本雅明则对当代史的写作有过冷静地提醒: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但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离“现在”太近,看不清过去,也看不见未来。这个提醒让我在事实的选择上总是放大到5年甚至10年之后的未来来进行审视,我希望借助历史的视野,它们会逐渐清晰地呈现其中的因果。

  在我看来,历史的形成本来就充满偶然性,更何况,一切激动人心的事物都需要准备,一切重要的事情都要有个过程,因此,本书中成功人物的故事往往是妙手偶得,这不是我的刻意而为,而是历史本是如此。

  商业历史的形成则有更多的戏剧性,事实和结论之间并非是唯一的对应关系,我们必须抱以敬畏的心去看待和审视那些被我们称为史实的细节,它们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发生新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于过去15年间中国发生的事情,或者聚焦在与中国互联网有关的诸多事情上,都还需要在事实和理性的层面上抽丝剥茧,有些甚至还在剧烈的衍变之中。

  这也是本书的写作历程之所以跨度这么长的另一个原因所在,我们希望我们所描述的事实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生价值判断上的重大失误。幸运的是,在2007年和2008年的历史描述和写作中,我们不曾对之前的章节进行大的修正,而2007年和2008年所发生的诸多大事件却又能从之前的历史中找到承接,甚至成为之前的事件的完美结局,这至少到现在证实了本书的写作方法论还算站得住脚。

  这不是一本官方史,互联网本是一个很民间的产业,让我更着迷的是中国互联网几乎与中国民间力量同步崛起。所以在钱华林代表中国连入国际互联网以及钱天白对中国后缀域名争夺保护的章节上着墨不多,虽然这也相当精彩,希望我有机会对此进行弥补。

  这也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创业史,在写作过程中我摈弃了许多过于神话的片段。诸如马云1995年在美国被黑手党追杀的故事,对于那些在卫生间里融资的故事也一概屏蔽,这些故事虽然传奇,但不足为信,虽然这些章节很精彩,但在可信和故事精彩之间,我别无选择地选择前者。

  这也不是一本讨论互联网对中国思想进步和意识形态推动的书,这超出了我的专业范畴,过去15年来,我接受的所有训练都只与科技产业变迁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有关,所以,我更愿意去讲述互联网这个产业是怎么在中国落地生根,怎么茁壮成长的相关故事。

  我试图在所有成功故事中都找到其偶然的因子,而对于所有失败故事都去追问其必然的可能。我坚信,成功和失败者之间有智商、情商上的差距,但更多的是他们是否能偶遇历史。这些偶遇历史的时刻在人的一生和历史的进程中都难得一见,但它们的决定性却超越时间之上。

  我尽可能采取平视的眼光去看待和审视这些今天大红大紫的互联网英雄们,并利用我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去直面这些知识英雄的那些人性上的弱点。乔治•盖洛普博士好像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对历史上有些人物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他们的政绩战功如何,而只因为他们有些性格上的细微特点。”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知识英雄更可亲,也更可信。

  我希望这是一本信史,一本能够广为流传、能够让更多人传诵的读物。我以我10年的职业记者的经历,以我过去三年来独立写作以及过去15年来持续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阅读和感知向读者承诺,关于本书中对这些人物的描述和评价,均是基于公正和客观的立场上,本书的事实绝不会因为利益而发生价值观的偏差,均是诚实可信的。

  本书的基本价值观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否超越其公司和个人利益范畴,能对整个产业形成实际的推动;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否超越产业范畴,能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日益强大和持续进步有实际的推动;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能否超越国家范畴,成为对全人类形成更自信更自强的精神内涵有实际的推动。这不仅是本书的价值观所系,也是我日后诸多文字和系列作品的纲领性教条,请大家监督我。

  算起来,这本书从头算尾有四个年头(2006~2009)之久,实际也有1 000多个日夜。在这1 000个日日夜夜里,我每天都要敲下少则几百字,多则近万字,整理出数以百计的模块。本书的一稿最开始的字数接近百万,与这种长时间的持续写作有莫大的关联。今天的成稿在五易其稿后已经压缩掉将近一半的内容。

  这种压缩,有的是整个模块整个模块地拿掉,最开始的一稿中有较多关于IDG、软银等资本推手和他们所推动的公司的故事,最开始的逻辑也是海归、极客、商人、VC这四类人并列,但之后把VC的有关篇章进行有效淡化,提炼成三类人的推动。诸如与IDG、软银有关的诸多公司的投资故事,我会在后续作品中予以讲述。

  在二稿中,遵循在整个中国互联网史中,一家公司的最多篇幅不超过两万字的原则,我也由此拿下了许多模块,而其间的精彩内容将根据读者的反馈,出版针对单个公司的案例研究式读本。

  三稿之后更多是保持段落的前提下对原文进行缩写,希望这种修改不会影响到你的阅读。

  四稿更多是遵从蓝狮子编辑王留全的建议,更多地写出国家的命运变迁和个人的命运沉浮。

  王留全真是一个好编辑,他比我更加直接地感受到读者的需求。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周五下午,我都能接到他的问候,或是本书怎么进一步写好的建议,或是当下出版业的通报,但我更喜欢和他交流对柏杨、史景迁、黄仁宇、凌志军、王宏甲等大历史观作家其人其事的评价,这能让我得到更多在精神上的满足。也同时要谢谢蓝狮子的另两位编辑陆斌和崔璀,谢谢他们能从香港带给我史景迁先生的著作,当然还有带给我女儿林童西的美味巧克力。

  关于本书,我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修改,这让我很多次都差点放弃,每到此时,我总是以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500多年前的告诫宽慰自己,“追求梦想的人们啊,已经付出就要准备付出更多”。

  把这么多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本书的创作中,对我本人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和提升。在这项艰苦而卓越的工程中,我之前颇为自得的灵机一动和神来之笔其实起不到太多作用,一个所谓天外飞仙式的小聪明更多的可能是只会延缓对本书的推动,相反,踏踏实实地搜集史料,按模块化进行整理和推进,不辞辛劳地与当事人进行求证,虽然是看上去最笨的办法,但却是最有效的推进方式。这让这项工作充满了艰辛和操劳,但也富有魅力和乐趣,同时也是一次对我自己本人最好的修复。印度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我自己。我对此以为然。

  这是一部动态的作品,每年的10月24日,我都希望能开始当年的修订工作。这一天不仅是我的生日,也是我女儿林童西的生日,我希望这部作品的修订能伴随着女儿的长大而持续下去,直至女儿成年。这部作品的最终完稿时间是2009年1月18日,这一天也是我和我妻子朱晓蕊的结婚8周年纪念日。我希望这部以互联网为引子、以中国破晓为主题的作品能获得其应有的成功,以消弭部分妻子放弃在美国工作回到国内发展而所做的巨大牺牲,并能成为我们结婚8周年纪念日最好的礼物。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道:人的生活中,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正值壮年即在人最富有创造力的岁月里找到人一生的事业。如果在未来的八到十年时间内,在中国互联网史系列出版物基础上完成《中国信息产业史》和《中国科技史》系列作品的写作和出版可以算是一个事业的话,我想我找到了。

  (作者:林军 出版: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定价:59.00元)

责任编辑:江爱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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